曾国藩立志做圣人,立誓不靠做官发财,他真的做到了吗?

  说到曾国藩,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?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此人的历史事迹。

  三十岁之后,曾国藩立志做圣人,立誓不靠做官发财。但他毕竟身处晚清官场的大染缸,他能轻易做到吗?

  一、京官时期

  二十七岁那年,曾国藩不但中了进士,还入选翰林院,成了庶吉士。这对曾家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

  很快,曾国藩点了翰林的消息就传到了湘乡老家。县令听说后,立刻前来曾家,生怕巴结不上。当地士绅也是纷纷上门拜访。

  曾国藩中进士前,曾家虽有一百多亩田产,但因为吃饭的嘴多,所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。曾国藩鱼跃龙门后,他到处拜客,当地官员和士绅知道他是个潜力股,争相馈赠银两,生怕给少了惹翰林公不满意。如此一来,共得到了一千四百多两银子的馈赠。这笔钱,够曾家再买六十亩良田了。

  传统的中国,皇权无法直接控制基层。因此,在底层社会,士绅阶层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比如,对一些普通的民间纠纷,当事人通常不会报官,而是选择找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调解。士绅在调解成功后,会得到丰厚的报偿。曾国藩在调解纠纷后,每次也能获得几十两银子。

  常言道,京官难做。尤其是曾国藩这样的七品翰林。当时,他的年收入只有90两,加上禄米,也不过120多两。但一年的支出却远远大于此数。他在绳匠胡同,租了一处房,一年要160两。其余的像人情往来要110两,购买衣物30两,日常用度170两,总计470两。也就是说,一年至少有350两的亏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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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想弥补财政赤字,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不少京官儿通过收受外官贿赂,还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曾国藩人脉不广,又立下了做圣人的誓言,所以全靠借贷度日。

  后来,他做了一回四川乡试的主考官,得到了四川官员共计六千两银子的馈赠,经济上的困境才得到改善。

  做京官期间,他做到了兵部侍郎的高位,年收入至少有620两。但与此同时,开支也大大增加,有时候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。

  咸丰二年,母亲去世,曾国藩回乡丁忧,结束了京官生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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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湘军统帅

  曾国藩立誓,不靠做官发财。做湘军统帅时,他信守誓言,成了当时最廉洁的统帅,这一点非常不易。

  晚清军人的薪俸很低,根本养活不了一家。于是,上至将领,下至士兵,纷纷下海经商。部队的战斗力当然大大下降了。

  面对这种情况,曾国藩创建了湘军,并采取厚饷的政策,让将士们专心杀敌。另一方面,他十分注重军队的廉政。赵烈文在拜访后,对这一点印象深刻,最终做了曾国藩的幕僚。

  成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,手中拥有对湘军收入的绝对支配权,但他每年往家里寄的钱,平均只有100两。因为在他看来,奢侈的生活,不利于子孙的发展。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里说,子孙贫富与否,都有定数。就是给再多财产败家子,他也能败光。又写信给曾国荃,要他把多余钱用来救济百姓,还特意叮嘱不要留名。

  太平天国平定后,湘军众将领都发了财,他们纷纷盖房、置地,唯独曾国藩清贫如故。在与兄弟们分家后,他得到了55亩地和一座叫“黄金堂”的小宅院。而这,就是他多年带兵的财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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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两江总督

  晚年的曾国藩,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做两江总督。

  在清朝的体制中,总督是皇帝在地方的最高级代理,节制辖区内所有的文武官员。其中,两江总督下辖安徽、江苏、江西三省,管理着朝廷主要的赋税来源,位置极其重要。

  如此高位,一年有多少收入?当时,总督的法定工资,一年只有155两,养廉银18000两。主要的还是灰色收入。一年收取的陋规,平均是18万两,是养廉银的十倍。可以说,总督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。

  不过,曾国藩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,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。按照惯例,他把在湖南乡下的妻子儿女接到了总督府。

  不过,曾国藩可不是让她们来享福的。相反,他给家里的女眷们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,经常从早忙到晚。对此,他的亲人没少抱怨。

  同治五年,四女儿曾纪纯出嫁,他出了200两银子的嫁妆。在官宦之家,这笔钱太寒酸了。兄弟曾国荃看不下去了,出了400两银子送给侄女。

  按理说,曾国藩已经是总督,日子不必过得如此清苦。他把钱都花在哪里呢?

  除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,他还要给身边的师爷、书吏、仆役等工作人员发薪水。按照清朝的制度,总督衙门中,除了总督本人,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正式的编制。他们的工资,要总督自掏腰包。而总督要办公,肯定离不开这些人。所以,曾国藩每年都要花费2万两给属官开工资。此外,皇帝与总督的通信、绿营兵的赏赐等行政事务,也要总督自己出钱。这些杂七杂八的项目加在一起,一年最少需要6万两。

  为了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,和进行人情往来,官员们不得不收取陋规。当然,收多收少,全凭官员的意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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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国藩对官场腐败之风深恶痛绝,他以身作则,拒收礼品。一天,赵烈文来总督府拜访,曾国藩留他一起吃饭。见菜里没有鸡,没有鱼,不禁感叹,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?曾国藩笑了笑,回答“以前送礼的人络绎不绝,都被我拒绝,如今已经没什么人来送礼了。你现在喝的绍兴酒还是家里人到街上买的呢。”

  赵烈文听完连连说,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!

  不过,曾国藩并不想在官场上标新立异。和普通的官僚一样,他也用公款吃喝。只不过尽量注意降低规模。按照惯例,地方官每年都要为京官送冰敬、炭敬,对前来巡视的官员,还要赠送程仪,地方官办完事,离开京城时,还要向京官赠送别敬。对于这些官场上的潜规则,曾国藩都一一遵守。

  曾国藩有一个信条,就是不积银钱留与儿孙,但书籍却多多益善。当儿子向他请示,要不要在老家修建藏书楼时,曾国藩欣然接受。

  为此,曾家花了五千两银子,营造了一座名为“富厚堂”的宅院。起初,曾国藩非常不满,觉得过于浪费。直到听说,钱财主要花在了藏书楼营建上,才消了气。

  这座藏书楼,比宁波“天一阁”的规模还要大,最盛时藏书三十万卷。如今,藏书楼里的书籍,有的寄存在台北故宫,还有的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和博物馆。

  暮年的曾国藩,对朝政充满失望。他对弟弟曾国潢说,自己真想早点躺进棺材里,就此不问世事。

  同治十一(1872)年二月初四,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。生前,他存下了1.8万两银子,嘱咐孩子们用这笔钱办丧事,不许收任何人的礼。其子曾纪泽谨遵父命,连李鸿章的钱都没有收。

  曾国藩一生,做过穷京官,当过大军的统帅,人生的最后岁月里,同样稳居总督高位。他完全可以轻松地积累起百万家财,甚至像李鸿章死后那样,为子孙留下上千万的财产。然而,在他身后仅仅留下不到两万的银子,真正践行了做官不为发财的誓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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