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万历怠政，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

　　“万历怠政”即指万历十年，张居正逝世，万历帝亲政。万历十四年后，明神宗朱翊钧长达30年时间不上朝。《明史》认为，经此一事，明王朝内政近于崩溃，走上灭亡之路。甚至在《明史･神宗本纪》中提出“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”。

　　明万历帝上台亲政，初始时是个兢兢业业、恪职尽守的皇帝。万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，京师大旱，万历帝亲自祭天祈雨。万历帝步行十余里至天坛，不顾劳顿，拒乘龙辇，所做所为，让百官和百姓大为感动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所谓“明君”的做为，在万历十四年之后就基本上与万历皇帝绝缘了。

　　万历十四年九月，万历帝以“头晕眼黑，力乏不兴”为由数日不朝，就算服药之后依然称“身体虚弱，头晕未止”，甚至连太庙祭祀也不去了。万历十六年后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万历帝整日花天酒地，选美，大兴土木，甚至筹建陵园——什么都理，就是不理朝政。

　　万历十七年元旦后，适逢日食，万历帝找到新的由头，免去了元旦朝贺。对于皇帝如此作为，大臣们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时任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上疏，对其耽于享乐表达了不满，紧接着，就有阁臣上疏请求罢官。

　　万历帝大兴土木，屡次选美，引起百姓不满，矛盾激化，时有民变发生。他三十年不理朝政，导致朝廷官员缺失异常严重。没有万历帝制衡，百官人人自危，拉帮结派，只是顾着争权夺利，政府职能陷于瘫痪。百官就人事布局，各党派之间相互倾轧，那也怪不得编纂《明史》的人也要说一句：“论者谓：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。”

　　万历四十三年(公元1615年)，万历帝勉强到金銮殿，许多朝臣竟然是第一次见到皇帝，如此荒废朝政，国力衰退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　　万历年间，朝臣党争之中，最具有代表性的，影响最恶劣，当数“东林党争”和“国本之争”。东林党因为一次朝臣人事变动引发其他所有朝臣的围攻，再被阉党严重打击，被直接驱逐出了权力阶层，直至崇祯时期，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。而国本之争，指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之间关于权力的争夺，而朝臣们则分为两个派系，一派支持长子，一派支持福王，朝野上下对立谁为太子争论不休，就算后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，福王一派仍然不肯死心，直至梃击案发生，福王失势，国本之争才算上划上了句号。史家常认为是由于国本之争，神宗被群臣所迫，不能立自己爱子朱常洵为储君，因而以这种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示威、抗议。

　　当然，“万历三大征”，才是万历皇帝的得意之作，不过这三场战争虽然都胜了，却耗时费力，明朝末期国力衰弱，难以抵抗清军的攻势，与这三大征实在有很深的联系。

　　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，努尔哈赤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正式与明朝决裂。四十六年四月，大清兵克抚顺，朝野震惊，万历帝仍不以为意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，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，在萨尔浒大败，死四万余人，开原、铁岭沦陷，北京震动。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“速下章奏、发帑金。”大臣跪在文华门外，哀求万历皇帝增派援军，急发军饷，神宗毫不理会。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，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：“皇上有病。”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：“他日蓟门蹂躏，铁骑临郊，陛下能高拱深宫，称疾却之乎?”赵焕之言，不幸而言中。

　　人们对万历怠政的原因分析，可谓是众说纷纭，但理一下头绪，可以大体归纳出四点：摆脱戒尺，居功自傲，缺乏竞争，体弱多病。

　　戒尺，说的就是张居正、李太后和太监冯保一干人等，这些人尽心辅佐，但死的死，疏远的疏远，皇帝没有了“戒尺”，做事情就随心所欲了很多;

　　居功自傲，说的就是“万历三大征”的胜利;

　　缺乏竞争，是因为他登上皇位，是没有经过与兄弟竞争的，他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，自然要舒服了许多。懈怠，看起来也是人之常情了;

　　体弱多病这一点，从他二十出头就开始给自己建坟茔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。

　　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，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朝政，实际上万历皇帝还是在处理政务的。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事，若没有皇帝出面，又有哪个大臣敢于擅自做主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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