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员：老九

但《中国》对电视纪录片的最大改变，其实是重新定义了纪录片影像和解说词的关系。

2015年，一部历史类纪录片《河西走廊》横空出世。

作品大量使用情景再现，借故事片的叙事优势，讲述了汉代以来，河西走廊乃至大西北千年的历史。

其宏大、深刻，让5.7万人在豆瓣打出了9.7的高分，且时隔多年仍被不断提起，历久弥新，

但这也给创作者提出了难题。珠玉在前，如果重新起笔，选择什么形式？怎么从其他历史切口讲好中国历史？能否超越前作？

好在一方面，纪录片是团队艺术，《河西走廊》的制作公司伯璟文化，拍了10余年纪录片，经验和能力没得说。

另一方面，纪录片播出后，甭管观众还是制片人李东珅的朋友，讨论时都会称其为“半部中国史”。

既然已经拍了半部，那接下来不如做一整部。

于是纪录片《中国》有了雏形。

《中国》剧照——图自豆瓣

2020年末，《中国》第一季上线。

纪录片从春秋儒家的启蒙，到战国的百家争鸣，到秦统一六国到魏晋南北朝的融合，再到隋朝的建立与盛唐的崛起。

以中国原生思想和国家制度的发展，串联了中国历史的前半段。

不同的拍摄制式，同样的情景再现。不同的文案、影像关系，同样的好口碑。

以“中国”为名的《中国》，延续了《河西走廊》的优势，并部分革新了历史类纪录片的拍法。

唯一“遗憾”的是，《中国》的故事还没讲完。盛唐气象后，中华民族如何更进一步，给纪录片观众和历史迷留了个大扣子。

2月28日，第二季《中国》归来，终于补齐了这段历史。

作为长期关注纪录片创作的平台，导演帮在开播前独家对话了总导演李东珅。

以“中国”为名，他诚惶诚恐，但以更新鲜、更能留得住的方法拍完了这部“影像中国史”，团队已然竭尽全力，期待不负众望。

从《河西走廊》到《中国》，制作团队跨出了一大步。

譬如主题上，从局部的多元角度，发展到全局的以人为本。画面上，大胆放慢节奏，采用50帧格的慢速拍摄制式，并使用大量远景，把观众“拉远”，营造怀古的氛围等……

但到了第二季，年代跟现在更近了，观众的了解和想法也更多。所以他们给自己提了个要求，必须再往前跨几步。

第一步，是更关注人本身。

虽然核心逻辑同样是中国的大一统，但第二季对人的关注更甚。

做个对比，第一季讲到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：孔子、老子。因为年代久远，他们仿若神明。二人所代表的“儒”和“道”，也成了后世中国人的双重精神选择。

但第二季讲到杜甫、李白。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，前人曾无数次评说。但《中国》，却展示了他们最“普通”的一面。

他们以普通人的视角记录世界，却意外打开了一扇窗，通过两人的作品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文化认知，了解到中华文化。

“普通”，反倒成就了他们的“伟大”。

更直观的表现是人物对照，第二季的李白、杜甫就像第一季中孔子和老子的“轮回转世”。但通过画面和解说营造的氛围。两位先贤在“天上”，两位诗人在“人间”。

《中国》第二季剧照

遥想第一季《中国》有句台词，“我们讲述的这些人可能就是今天的我们。”制作团队通过纪录片，打散了笼罩在历史人物身边的迷雾，让我们看清了他们“普通人”的一面。

这也像是一个轮回，李白、杜甫曾唤醒古人的文化认知，《中国》也让身在当下的我们，感知到普通人的历史作用，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他们认为，所谓的“使命”是历史逻辑，哪怕并不伟大的人在某个历史拐点中出现，也可能成为一个符号。

比如第二季《中国》讲到王希孟。解说词感概道：“他如同谜一般的出现，又消失了。似乎，他来这人间一趟，全部的意义只在于这一幅画。”

王希孟如此，历史中的芸芸众生，谁又不是如此呢。

“所以首先我希望大家在这部片子里能感受到历史、历史中的人，以及人生使命等命题。其次，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将《中国》视为索引。要是更多人因此走进博物馆，走进书店，更了解我们所表述的历史意义和价值，那就太好了。”李东珅补充道。

《中国》第二季剧照

但团队的“野心”不止于此。

采访时，李东珅分别拿出了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、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，向我展示两部著作的序言。

两位先生的前言，即他们的追求。我大胆总结下：“我的这本书，是写给对中国文化、历史有认知，或迫切渴望了解的中国人。如果作品能唤起更多思考，那国家才有向前的希望。最不济，也能给予读者勇气与信心”。

以人为本，迈出了纪录片创作的第一步。第二步，他们“踩”在了创作规律和生产流程上。

早在《河西走廊》中，团队就放弃了采访专家学者这个固定环节，毕竟讲明白一件事儿，本就不需要硬给专家一组长镜头。

同时，他们还改变了电视纪录片分集导演的生产模式。每个导演水平不一，分集拍，效果不一定比一个导演好。

这些当时引发行业争议的新举措，成就了《河西走廊》，也让团队信心大增，为《中国》赋予了更具创造力的视听语言。

但《中国》对电视纪录片的最大改变，其实是重新定义了纪录片影像和解说词的关系。

《中国》第二季剧照

作为观众在纪录片中获取信息的两个维度，制作团队一直想重构二者的关系。

拍《河西走廊》时，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，把学者整理的43万字的学术资料改编成文本，再由拍摄导演按文本设计画面。所以作品的声画契合度很高，譬如张骞转身的一瞬间，河西走廊走入了中国历史等。

但文本表达和画面表达一致后，长期对文本的关注，催生了新想法。

到了《中国》，团队开始寻求一种形式，即加强历史类纪录片的文本表达，甚至将二者分离，让声画在观感上同步，但内容上形成差异化共鸣。

简言之，画面和解说词不再是单方的成就，而是双剑合壁。

为了把这个闻所未闻的创作方法讲明白，李东珅举了个例子：“比如把咱俩现在聊天的场景复原到1000年前的唐朝。我拍的画面是咱俩在聊天，聊的内容可能是我怎么拍《中国》的。但在聊天的内容之外，很多信息是咱俩心里知道，观众不知道的。

要将这部分信息告诉观众，我的解说词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我正准备参加高考，而你刚出生等。把声、画的信息区分开，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获得更多营养。”

这也很好的回答了观众对《中国》聚焦中国人，能否代表中国文化的疑问。

画面上，《中国》讲的是历史人物的人生片段与状态。但由文本填充的时代信息，不仅是内容的延展，对人物的人生也极其重要，他们共同构建了丰富的历史维度，也促成了解说词和画面的互相成就。

到了第二季，步子迈的就更大了。

创作团队会根据文本构建拍摄方案，又根据拍摄方案，精准的设计对应的解说词。相当于画面和文本工作都要做两遍，工作量巨大。

但他们一边说干的很爽，一边感慨：“纪录片和电影、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产品。不能依靠生产流程来推动。比如电影是导演艺术，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是编剧艺术。纪录片在我看来是团队艺术。

以前的生产模式，创作会产生互相抵消。现在我希望通过创新，各项工作的成果能不断叠加。就《中国》而言，我觉得第二季在这点上做得很好。”

聊到最后，我又问起了纪录片起名为《中国》的原因。

李东珅坦言，回想起来，当时有点大胆。所以第一季播出时，他发过一个朋友圈：“已然竭尽全力，依旧诚惶诚恐。”

这份惶恐感迄今一直存在，并且随着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，他越觉得自己渺小。

不过话虽如此，参考前文，创作《中国》就像是他们的使命。

“以《中国》命名是缘分，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。唯心一点讲，在创作最困难的时期，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机缘和力量，帮我们渡过危机。因此，虽然第二季创作时间只有两年多，但是过程中经历的沮丧、困顿、怀疑、自我否定，以及希望和力量，跟片中的人生历程没有区别。

所以播出时，片子就有了自己的‘命’，我们创作者，反倒只是传递历史的媒介。”

更何况，《中国》并不是李东珅个人的创作，甚至不是全剧组的创作，而是团队站在无数先贤的思考之上，结合当下自己的观察和判断，孕育出的“孩子”。

所以团队最大的追求，不是《中国》能改变当下纪录片的市场情况，而是期望它能成为一部值得在日后回味的作品。

如此，他们的使命，便有了完满的结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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