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范仲淹，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

　　在北宋，文化领域的竞争可谓是神仙打架，堪称万世师表的文豪名家更是不计其数。欧阳修，周敦颐，司马光，王安石，苏东坡，沈括，程颢，程颐等等，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旷世之才，百年难遇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包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范仲淹。

　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是范仲淹的毕生信奉的信仰。然而，人要想有所作为，不是空有一身的理想就能实现的。范仲淹虽然才华横溢、文武双全，但他力求改革封建官僚体制，是不切实际的。尤其在宋朝，官员制度复杂多变，官僚贵族连带严重，任何人妄图以极端的方式改变现状时，必将导致大宋王朝行将多事。宋仁宗力图富国强兵，范仲淹拉开改革序幕

　　北宋初期，赵匡胤为了解决流民、官员的安置，设立了很多的厢军(常备军)，也设置了很多的虚职。民间经济鼎盛，封建官员势弱的北宋，是一个人人富裕、万民皆安的清平世界。

　　到了宋仁宗时期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等问题日益明显，官僚队伍严重饱和，办事效率急剧下滑，财政带负担巨大。军事上，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皆兵强马壮，边境战事频发，而厢军却多为流民，没什么战斗力。面对时局，身为千古明君的宋仁宗，当然不会置之不理。

　　康定元年(1040)至庆历三年(1043年)，西夏大军在李元昊的带领下，在三次大战中连续挫败宋军。可面对宋朝的经济封锁政策，李元昊深知，长此以往，北宋必然会通过贸易战对西夏经济造成更沉重的致命的打击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，李元昊主动向北宋称臣，宋夏双方签订“庆历和议”。

　　“庆历和议”之后，宋仁宗自觉改革之势迫在眉睫，于是便将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调回了朝堂，拜其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，并将改革的重担交给了他，至此，“庆历新政”拉开序幕。

　　宋仁宗力图富国强兵，改革的初衷也是为了化解军事危机、降低财政支出、缓解社会矛盾，然而，范仲淹实施的时候却变了味。范仲淹自认为“因地制宜”的治国之策

　　庆历三年(1043年)，范仲淹自认为“因地制宜”的提出了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长官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减徭役、修武备、重命令、推恩信”治国十策。

　　这十条建议看起来个个都是治国良策，但是否符合北宋呢?老宋觉得，未必!

　　其实这十条建议只说了两件事——抓权、搂钱。

　　先说第一条，抓权!

　　仁宗之前，国家不曾大兴劳役，宁愿花钱买和平也不妄动刀兵。封建官员队伍虽然庞大，但其实什么权利都没有，更不能发号施令。

　　对此，范仲淹认为，没有“实权”，就不能“搂钱”。针对“抓权”，范仲淹首先提出，一定要给各级官员任免权，这样官员才能打起精神来为人民服务。其次，要让当官的先富起来，给官员分配土地，还要发放补贴。最后，范仲淹提出，他本人一定要是最有实权的人，各地官员任命全凭他说了算。

　　这第三条，在老宋看来，其实并不过分，毕竟是要改革，就一定要赋予改革者权力。只不过，范仲淹选拔人才的标准着实让人哭笑不得——谁能搂钱，谁就能当官。

　　对于范仲淹以上三步治国之道，王夫之曾感慨到：范公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时，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。正是因为范仲淹的不当之举，社会矛盾不但并未缓和，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土地兼并，官员与民争富的现象也急速加剧。

　　为了搂钱，范仲淹妄的第一步举措是，让货币贬值。他发行的“庆历重宝”可兑换市面上十个铜板，然而实际价值，只相当于原来的两到三枚。由于当时属于自由经济，市场根本不买账，于是，“铸大钱搂钱”的方针以失败告终。

　　范仲淹的第二步举措是，重农抑商。他在盐、铁、酒、茶等领域设立专营机构，禁止民间私营。

　　范仲淹的第三步举措是，建立官营的信贷机构，这实际上就是用军费对外放贷。赵匡胤曾下诏：“官吏不得经商”，此为永志。然而，范仲淹却公开违背祖训，还自鸣得意的说：我用军费放贷，一年就赚了42万贯钱。而此举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，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透商业，扰乱市场。

　　至此，“庆历新政”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第一波土地兼并。明军宋仁宗带不动的猪队友

　　老宋在之前的文章中曾说过，土地在赵匡胤手中是最不值钱的。所以在仁宗之前，北宋也未曾出现过土地兼并的情况，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创新、创造、经商赚钱。然而，当范仲淹的治国方针被采纳，重农抑商、官营放贷以及让官员拥有土地等政策成功实行，使百姓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老路。

　　庆历四年(1044)，边事再起，仁宗借此为由把范仲淹派到了陕北。庆历五年，仁宗罢黜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，并将“庆历新政”的主要人物全部逐出朝堂。随着欧阳修被贬滁州，新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，而范仲淹有生之年也再未回过朝堂。

　　好在大宋国运昌盛，宋仁宗也及时做出了补救，他任命包拯给范仲淹收拾烂摊子，并下令：官员购买土地一律不得超过30顷。这才给了百姓一丝喘息的机会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仁宗改革的初衷是好的，并且也为范仲淹制定了指导思想，可真正实施的时候，范仲淹却顾头不顾尾。例如;面对冗官问题，范仲淹提出了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”，表面上看是精简官员，仁宗看后也采纳了，可实际操的时候，范仲淹却做的太过头了。

　　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，北宋的官员工资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，但北宋的经济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贤臣良将而言，他们即便高薪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，范仲淹实施新政时，不但消减了冗官的俸禄，同时还消减了所有尽忠职守的官员的俸禄，这岂不是本末倒置?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就像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一样，推行新法的主要人物，大多口号喊得很响，行动起来却又推三阻四。这帮人如此行事，还口口声声谈什么改革，在老宋看来，他们实则都是明君宋仁宗带不动的猪队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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